如果你去医院看中医，推门进屋发现给你看病的却是一个非洲“老外”，想必你会惊讶，甚至要求换一位大夫。

　　不过，假如看过中医专家迪亚拉·布巴卡尔（Diarra Boubacar）如何为患者针灸治疗，你肯定会全然忽略了国籍与肤色的差异，眼中只有医生和患者。

迪亚拉大夫为少数民族患者针灸治疗

　　结缘中医

　　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非洲马里的一个医生家庭。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，父亲则是当地一所医院的院长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中国援非医疗队把中医带到了迪亚拉的故乡，针灸、拔罐等“道具”让少年迪亚拉感到新奇。“小时候，看到中国医生用一根银针就能治病，很神奇，”迪亚拉说，“或许，那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中医的种子吧。”

　　1984年，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，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。到中国之初，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，但在他看来，到中国不学中医，几乎等于荒废了学业，于是决定弃“西”从“中”。

　　随后，迪亚拉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系统地学习中医，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主攻针灸方向，经过11年苦读，迪亚拉成为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。

迪亚拉大夫在为村民义诊

　　如今，迪亚拉到中国学医、行医已有33年，除了在医院坐诊，他坚守乡村行医22年，为村民治疗麻风病等疑难杂症。

　　8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，殚精竭虑地救死扶伤。

　　走入新时代的今天，同样是“不远万里”来到中国，马里大夫迪亚拉在这里学中医，识阴阳，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精湛的医技和无私的医德打动了患者和学生，他被称赞为“黑求恩”。

　　扎根云南

　　毕业后，迪亚拉在医院工作了几年。1997年，迪亚拉到云南做培训时，他与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医生结缘。随后，迪亚拉决定全心全意投身到培训公益事业，他说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“父亲是红十字会的，他经常告诉我，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，而你又不去做，那就是罪。”

　　“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听说‘赤脚医生’。”迪亚拉说。在他眼中，“这是一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。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，西药和大医院得到更多的关注，‘赤脚医生’的概念也在淡出了人们的视野”。

　　迪亚拉发现，对于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，西药和大医院的资源涵盖不到，中国的贫困地区依然需要赤脚医生，于是迪亚拉决定培养“赤脚医生”来回馈中国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他的足迹遍及云南红河、怒江等偏远山区，从事基层卫生保健工作广泛开展义诊。20多年的时间里，迪亚拉频繁往返于云南昆明和红河州，长年致力于培养乡村医生，至今已培养出3000多名村医。这位洋中医扎根于彩云之南20多年，渐渐地，村民们都开始叫他“黑求恩”。

　　2001年，他受到当地政府的邀请，开始为一足村的村民义务诊疗。

　　一足村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三村乡。三村乡是云南省最贫困的乡村之一，也是国家级贫困乡。

　　迪亚拉发现，光是义诊治标不治本，村民的病源来自不健康的水源和不健康的饮水方式，这是一足村的一大难题。“村子里就一个水源，一点保护都没有，当时找不到一家没有结核病的人。”

　　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，迪亚拉发动村民进行饮水改造。

　　从9公里之外的干净水源建立水渠引进村子，水渠经过几层过滤，流经家家户户，如今一足村每户村民都可以在自家门口饮用到干净的饮用水。

　　迪亚拉还参与了整个三乡村的基础医疗建设和乡村医生培训。前不久，一足村的村民们还搬进了新房。

迪亚拉和一足村的孩子们合影

　　迪亚拉说：“中医一定讲究一个天人相应，他们的环境，他们的社会，各个方面都在往健康的方向走。”